春風煦日論壇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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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的民主社會，應容納多元的聲音並調和彼此對立的意見。綜觀今日的台灣，各種社會議題紛至沓來，走上街頭倡議者有之，在立法院爭執者有之，但往往流於尖銳對立，而缺少對話的空間。然而，一個尖銳對立無妥協空間之社會，並非全民之福，尤其當許多社會議題的核心其實是憲法價值之取捨時，吾人更應坐下審慎思考、辯論，釐清在我國之憲政架構底下，究竟應如何調和多元意見，以保障民眾權益。

為提供憲法層次尖銳對立的見解一個一個憲法層次的理性論辯平台，以消彌爭議、破除歧見，找到滿足各種需求的解決方案。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模擬憲法法庭」課程，擬以課程為平台，針對特定社會議題，廣邀各方專家與社會團體籌組民間版憲法法庭，以憲法法庭之言詞辯論程序，謀求各該議題在憲法層次的解決之道。

報導出處：http://www.sueddeutsche.de/wirtschaft/freihandelsabkommen-ttip-mit-arroganz-gegen-die-angst-1.1951279
原文標題：Freihandelsabkommen TTIP - Mit Arroganz gegen die Angst
媒　　體：南德日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報導日期：2014年5月5日

摘　要

歐盟-美國的FTA，正式名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歐盟官方介紹，美國官方介紹），將帶來數以貨輪計的貿易，但也在雙方民間起跟貨輪容量一樣大的恐懼。歐盟民間，光是德國一國的公民組織 "Compact" 就已收集到超過47萬份反TTIP的連署書。

TTIP還在談判中，但對許多人而言，它已成為｢為了經濟而濫用國家權力｣的代名詞。在德國國會，主要是綠黨 (Grüne) 和左黨 (Die Linke) 反對TTIP。反對者的擔心主要是關於：歐盟在農業、醫療體系、化學工業方面的高規格安檢標準、環境標準、社福標準，是否會因此被拉低。TTIP被譴責是｢黑箱條約｣（Geheimabkommen），甚至連歐盟會員國的政府官員都看不到完整的談判文件，這讓不信任更加擴大。

　　日昨法務部長簽署死刑命令，槍決杜明雄，杜明郎兄弟等人。時至今日，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仍存高度爭議。惟提升刑事司法品質，避免冤案，實乃社會共識。刑事案件必須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門檻，始能定罪。然與2002年簽訂之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台美協定）相較，杜氏兄弟一案恰凸顯海基會於2009年所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岸協議）之兩大缺陷。

　　其一，調查取證程序不備：依台美協定第九點，必要時得要求他方交付證物，並使在對方領土內之證人強制出庭宣誓作證，並派員記錄，詢問。倘證人證述不實，將以偽證罪相繩，以為真實性之確保。然兩岸協議第八點，僅有「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依此，任何證人在公安局的證述，不但毋庸宣誓，日後更無出庭作證的可能，此已與大法官釋字582號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之精神相違。本案最高法院不謀補救，更以傳聞例外，將公安局所製作之筆錄類推適用於台灣警方之公文書，而予以採信。

　　其二，合作範圍不明：台美協定僅涉調查證據，與引渡無關。且依台美協定第四條，於執行協助調查，若將使協助方之領土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重要利益有害，或在協助方不構成犯罪時，得拒絕協助或附加必要條件。相較之下，兩岸協議第四，五及十五點，對於合作範圍及遣返之審查，僅有「得經雙方同意個案協助」「是否損害己方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數語。倘日後大陸提出請求遣返政治犯，我方是否同意，將完全取決於法務部的行政裁量，司法機關毫無置喙餘地，此點亦與我國引渡法第17條以下之精神不符。

　　隨兩岸民間往來日漸密切，兩岸司法互助實乃必要。但與台美協定相較，行政機關於兩岸協議之簽訂，對人權保障的漠視及便宜行事的心態昭然若揭。立法院審議時將兩岸協議視為行政命令所造成的國會監督空洞化，及最高法院於個案適用時之自我設限，均使台灣數十年來的司法改革有前功盡棄之虞。希冀本案血的教訓，能喚醒國人思考兩岸司法協議具體內容的利弊，並重新檢視國會的審查流程。

作者為執業律師，現為華盛頓大學法學院PHD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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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四五號解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玉秀

多數意見對於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行政院公

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立法院各政黨（團）席次比例組成」規

集遊是權利不是恩惠／林鈺雄

誰是411驅離的下令者？隨著輿論從同情到撻伐的轉向，神隱5天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黃昇勇終於出面承認。這個「就算違憲也要驅離」的決定層級，如同外界的臆測，不是小小的方分局長。姑且不論有無更高層的影武者，事件真正的焦點是：立院外集會哪裡違法？警方憑什麼驅離？又憑什麼永久取消任何人的集遊權？

簡言之，即便從法界最保守的見解出發，411驅離也違法、違憲。大法官在318佔領立院後三天出爐的釋字第718號解釋，已經宣告緊急性、偶發性集會事先許可制違憲。雖然是定期失效，但立院和北市警方隨即以一連串明示和默示的事實及法律行為，來追認立院「外」集會的合法性；此外，極端保守的《集遊法》，現行第6條雖有不合理的禁制區規定，但立院及警局不在禁制範圍，仍得合法集會。換言之，立院外和平集會本來就是《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而非警察施予的「恩惠」。莫非黃警官比大法官還大？

其次，和平集會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21條明文保障的權利，依照《兩公約施行法》第2、3、4條具我國內國法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公約規定，且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HRC）之解釋。根據ICCPR的立法史文件，第21條起草時共產國家本擬使用限制集會自由的曖昧用語，但HRC定版的條文，明白拒卻這種執政高權「居高臨下的恩惠取向」（patronizing tendencies），因為世界各地的歷史經驗顯示，如果高權自己說了算數，當權者只會容許維護自己利益和政策的集會（例如反反服貿）。公約明指集會自由是人民的權利，不是國家的恩惠。難道黃警官的命令也比兩公約還大嗎？

證諸幾十年來HRC的案例法和聯合國文件解釋，高權不但沒有自居施恩的資格，反而負有一系列的「積極義務」（positive obligations）去保障人民集會權並維護其和平性。事實上，各國際人權機構最常宣告締約國違反公約的理由，便是國家違反了積極義務。這些義務的內容：例如，空間實現權，亦即國家負有促成集會者取得、使用室內、外公共空間（例如立院外）的義務，包含安排交通配合措施（戶外集會難免影響交通）。再如，警方自身應極力避免任何「激化」示威者的言行舉止（如宣告永久取消路權、棍打和平靜坐者）。

更重要的是，警方必須透過空間區隔及交通管制的積極措施，預防集會者被「反示威者」騷擾或挑釁；必要時還應禁止反示威來阻止衝突，諸如反示威者對集會者揮刀恐嚇或公然穢言侮辱的離譜挑釁。關此，我國現行法也有處罰妨害他人集會的明文規定，只是檢警視而不見而已。如《刑法》第152條規定以強暴、脅迫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集遊法》第5條和第31條也規定，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合法集會、遊行者，最高亦處二年徒刑。此外，反示威者若對集會者開罵公然侮辱，還會觸犯《集遊法》第30條的罪名。

亂入摘要：德不孤，必有鄰...

作者：鍾宏彬

中華民國最近很多事都跟上了奧地利的水準，主要是實作面，例：

• 用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為由，廢止原已合法申請（奧地利是報備）的、未來的集會；
• 為真正帶來社會動盪的人士（台灣：黑道 vs. 奧地利：極右派）開道；
• 限制記者採訪（台灣：324的行政院內部 vs. 奧地利：極右派舞會）；
• 打記者；
• 企圖用被警方打傷者的就醫資料來辦案；
• 檢方偵辦警民衝突中的民；
• 民眾在警局前抗議，局長成為抗議對象。

不過中華民國也有一些地方還沒跟上奧地利的水準，主要是規範面，例：

• 集會遊行報備制；
• 不得以會產生暴力衝突為由，預先禁止集會遊行；
• 不得以之前的暴力衝突為由，禁止後來的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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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13/52380021

原標題：｢警察加油｣聲中的反動法匠論述

作者：鍾宏彬（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生）

　　4月12日在FB的｢警察加油｣粉絲頁看到一篇由某位檢察官所寫的文章，是迄今我看到最能唬人的批評｢路過｣群眾之論述。為什麼說是｢最能唬人｣呢？因為他的法律推理｢形式｣完備，乍看給人｢雖然覺得哪裡不對，卻又很難反駁｣的違和感。同時他還正氣凜然地引用《法官法》第86條：｢檢察官…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

　　他的論述大致分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