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煦日論壇 部落格

尊重差異作為人權指標

許玉秀*

站在老師的肩膀上，學生的眼睛高度，可以超越老師，但是在發現老師的肩膀之前，學生總還是仰望老師，所以是不是能夠準確地踩在老師的肩膀之上，也就不一定了。

壹、恐懼意識的體驗

1984年春天，在寒假期間從德國回來，拜訪過黃越欽老師一次。一見面，老師問我：你覺得台灣的未來如何？我怎麼看，都不覺得這是一個氣數將盡的地方。這個問題的敘述方式，相當清楚呈現始終包圍著自己生長環境的那份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活不下去。

1986年1月完成博士學位返國，拜見另一位師長時，被問到的問題則是：你看是不是應該解嚴？當時是否應該解除戒嚴令，是媒體上無數專家學者座談的主題。剛好不必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發問的老師並不是真的想要我回答問題，而是要表達對於解除戒嚴的憂慮。於是又學習到另一種恐懼：失去權力的恐懼。

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期間，因為中共發射飛彈到高雄外海，股市瞬間下跌兩百多點，甚至媒體報導已經有民眾一窩鋒賣台幣買美金、囤積米糧。當時委實感到荒誕：這種對武力威脅的恐懼，難道不是過於誇張？不該反省誰膨脹了這種恐懼？不該反省處理這種恐懼情緒的理性是什麼？[1]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激起美國人布局全球的反恐政策。討伐恐怖份子的行動，在正當法律程序上，卻引發質疑：誰才是恐怖份子？是誰在製造恐懼？

全世界的學術論壇，都忙著舉辦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研討會，處於世界權力邊緣的台灣，對於這一波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浪潮的反應，顯得相當消極，反倒是有討論轉型正義的活動，只是也不很積極。在轉型正義的研討會中，看到不同意見所形成的對話壓力，產生一個念頭：台灣社會應該學習一件事，接受別人可以和自己不一樣。

正好2006年底，接獲在2007年5月底，到土耳其伊斯坦堡發表論文的邀請，因而開始認真思考，台灣社會對整個國際反恐浪潮的反應。2007年4月間作成的釋字第624號解釋，又喚醒一些屬於台灣社會的恐懼記憶，從而發現國際恐怖主義與台灣社會的恐怖經驗也能有所連結。任何恐怖手段，目的都是要求認同、排除異己，要求認同會製造恐懼，如果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是獨有的，人權沒有主流、非主流的區別[2]，那麼只有尊重差異才能消弭恐懼。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尊重差異的基本人權態度上面。

於是決定開始提出一個對台灣社會應該是有益的人權價值　──宣揚尊重差異的人權觀點。

貳、分析台灣社會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反應

一、立法院的懈怠立法：反恐行動法草案審議延宕

在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所帶動的全球化反恐立法浪潮之下，其他國家例如日本，於2001年10月29日通過「恐怖活動對策特別措置法」，11月2日公布施行。從法案提出到國會通過，不到三星期，而參眾兩院審議的時間不到六十小時[3]。反觀我國，行政院一直到2003年1月6日，才發布「行政院反恐行動小組設置要點」，並於2003年11月4日才向立法院提出有二十個條文的「反恐怖行動法草案」，雖然旋即在同年12月15日，交由立法、司法、內政、民族及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而在十個人次立法委員（包括八位口頭質詢、兩位書面質詢）一陣冗長的輪番發言之後[4]，迅速無異議通過該草案，決議送院會審議，卻始終沒有排上議程。接著在2004年6月9日執政黨立法委員四十二人連署提出另外一份有四十一個條文的「反恐怖行動法草案」，2004年6月10日，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9條第1項[5]，即逕付二讀，但是至今同樣仍然躺在立法院。這期間，行政院曾於2004年11月16日，召開「行政院反恐行動政策小組會議」，決議設置「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並於各縣市設立「反恐怖行動現地應變中心」。之後再度見到反恐消息，就是2007年5月22日的媒體報導。媒體報導艾格蒙聯盟（The Egmont Group）反洗錢國際組織，在要求台灣將資助恐怖活動入罪化兩年後，因台灣尚未通過立法，通知台灣政府可能將遭到制裁，例如被取消會員資格[6]。這真是一個會令台灣害怕的恐怖手段，所以在7月11日，反恐草案第28條的資助恐怖活動行為罪，已經增訂到洗錢防制法中，以回應來自艾格蒙聯盟的立法壓力。

二、台灣特殊的恐懼經驗與對反恐措施的反應

這部法案之所以一直沒有完成立法，固然和當時立法院裡兩個主要政黨持續激烈對抗有關係，但是委員會聯席會議中的發言，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反恐立法的某種特殊心情。在十個人次的立法委員發言中，有兩個重點：何謂恐怖主義，何謂恐怖份子？中共將九百多顆飛彈置於東南沿海，對準台灣而設，是否是該草案要對付的恐怖份子？已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1996年12月11日制定公布）、洗錢防制法（1996年10月23日制定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1999年7月14日制定公布），難道不能因應解決問題？

上述第一種意見，顯示台灣有自己的恐怖份子要擔憂。就草案的定義而言，國家不是草案所謂的恐怖份子，所以中國大陸理論上也不是這個草案所要處理的對象，但是中國大陸才是讓台灣每天感受威脅的對象。這個每天讓台灣感受威脅的對象，在1986年以前一直被用來作為限制、減縮台灣人民基本自由權利的理由。言論的不自由、集會結社的不自由、受軍法審判的恐懼等等這些忍耐，並沒有讓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減輕。限制自己的基本權，把自己綁在不自由的牢籠，並沒有換來安全。反過來看，1986年解除戒嚴以後，跟著解除的報禁、黨禁、國會的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等加快速度的民主化以來，雖然中國大陸的威脅依舊存在，甚至中國大陸經濟勢力的增強，讓台灣的國際生存困境更大，但是台灣人民因為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自由、具備比較清楚的人權意識，反而更有自信、更能成熟地面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所以即便數百上千顆飛彈天天面對著台灣人民、即便國際恐怖主義四處瀰漫，台灣的行政和立法部門，絲毫沒有感受到民意的壓力，而必須儘速制訂讓人民為了安全而犧牲自由的反恐法。

將近四十年的戒嚴，加上戒嚴後又花了將近十年的逐步開放，對台灣人民而言：已經夠了！所以立法委員會問：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以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等因應國際生活的需求，所制定的管制法規還不夠嗎？

參、人權腹背受敵

一、保護者同時是侵害者

誰才是恐怖份子？是誰在製造恐懼？這個國際反恐論壇上的話題，與台灣人民對於反恐法案的消極態度暗暗契合。

台灣歷史上有許多恐怖份子，例如野史吳鳳故事中的獵人頭原住民、抗日份子、匪諜、台獨份子，甚至流氓。除了吳鳳故事之外，其餘的歷史事件，都同時是限制人民基本權的故事。距今最近的，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戒嚴，人民基本權利受到諸多限制的記憶也比較鮮明。那一段戒嚴時期，被在野黨稱為白色恐怖時期，恐怖這個概念，指的是政府的恐怖統治，這和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所使用的恐怖主義，具有相同的意義[7]，都是認為只有政府會實施恐怖統治，這也和目前反恐時代，擔憂掀起反恐行動的政府反而變成恐怖份子的說法相符[8]。

一個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理由，採取諸種限制人民基本權措施的政府，正好可能是以暴力威脅人民、危害人民生存基礎的恐怖份子。相對地，如今被許多國家政府追殺的恐怖份子，多半以民族生存、種族人權以及少數的捍衛者自居。他們對外要反抗或制裁壓迫，必定藉由恐懼集結對抗的力量，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限制團體成員的基本權，通常以要求紀律與服從呈現，而紀律與服從，往往也就是製造壓迫，於是主張人權而抗爭的人，也很容易成為恐怖份子，於是：人權總是腹背受敵！

二、控訴者同時是壓迫者？

轉頭看看台灣社會也不怎麼積極的轉型正義議題。談轉型正義，積極的意義，其實是尋求和解的途徑。但是在達成和解的共識之前，總是會有一段檢視傷痕、確認加害與被害的過程，這一段過程如果熬不過去，就會和解無望、仇恨加深。

檢視傷痕、確認加害與被害的過程，就是在控訴恐懼。控訴恐懼基本上是在遙遠地回憶已經走遠的恐懼，因為恐懼如果還沒有走遠，不可能有足夠的機會和力量，去提出控訴或讓控訴達到效果。但是控訴恐懼卻往往不只是遙遠地回憶已經走遠的恐懼而已，回憶恐懼所形成的壓力，除了對受害人有再痛一次的壓力，對於恐懼的製造者，也會製造當下和未來的恐懼。

從轉型正義的訴求來看，對不少人來說，其實也就是制裁的觀點，加害人，也就是過去恐懼的製造者，怎麼說，都只是罪有應得。

如果罪有應得是加害者的觀點，也就是會有認錯的表現，才可能開啟真正的和解，否則控訴恐懼同時會製造恐懼，於是只應了佛經裡的那句話：冤冤相報何時了。

縱使認了錯，一時的認錯，不代表不會再犯錯，就算是加害者能夠認錯，也只是轉型正義最消極的意義。認錯的本意，是從此不再複製錯誤，但是認錯卻不能擔保不複製錯誤，要保證錯誤不被複製，必須找出犯錯的原因，消滅了犯錯的原因，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轍。所以轉型正義的積極意義，應該在於把造成恐懼的根源消滅。

肆、恐懼如何產生？如何消除恐懼？

一、差異會產生恐懼

對於陌生的事物、環境，我們會感到害怕，因為與我們的認知系統不相容的，我們就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就不知如何因應，不知如何因應，自然無從駕馭，無從駕馭，自然恐慌。例如父母之所以教導小孩、訓斥小孩，甚至體罰小孩，是因為孩子們的行為與自己所認同的行為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可能損害父母所相信的價值權威，可能使孩子與社會環境格格不入而受到傷害，不管是哪一種後果，都會引起父母恐懼的情緒。

父母威信減損、孩子不被主流價值接受，都是失去。擔憂失去，就是恐懼的內涵。在不同價值認知系統的競爭中，任何一方如果害怕與自己不同的想法或作法成為現實，就會有輸贏的擔憂，有輸贏就有得失，這就是差異會製造恐懼的原因。

二、要求認同會製造恐懼

父母處理自己害怕失去的恐懼情緒時，如果以強制力要求孩子遵循自己所信仰的價值，恐懼的情緒就轉移到孩子身上，也可以說，會擴散到孩子身上。而父母之所以會用強制力要求孩子遵循自己所信仰的價值，因為相信有主流價值，因為認為有一個由多數或當權者（形式上的多數，可能實質上是少數）界定的人權價值，一旦有所謂多數的人權價值，就會產生認同的要求。

因為差異而產生的爭執，都是在控訴差異、要求認同，也可以說是在貶抑差異、訴求認同。究竟要求認同如何製造恐懼？進行認同之前，一定會有辨識差異的程序，沒有分類，也就不能辨識，所以認同會引起分類，分類會產生區隔，區隔會產生排擠，排擠會產生歧視。

排擠和歧視是一種對抗的態度，它們往往來自恐懼，為了替自己的敵對態度找到正當理由，必然誇張恐懼效果，因為恐懼是凝結對抗力量的有效手段，這一點在台灣生活的人很有經驗──我們真的是從小被嚇大的。於是來自恐懼的排擠和歧視，同時會製造恐懼，而恐懼剛好可以用來製造衝突，此所以要求認同，會產生爭執、衝突。

掀起恐怖活動的恐怖份子，可能因為不願意向他所對抗的社會、國家或宗教信仰、價值觀表示認同，而受到排擠或歧視，所以掀起恐怖活動；追獵恐怖份子的國家，也可能是為了要求認同，或惱怒不被認同，所以敵視恐怖份子。他們因為不互相認同，所以互相使用恐怖手段，於是相互淪為恐怖份子，共同製造恐懼、踐踏人權。

三、用理解消除恐懼：尊重差異

所有文明化的除魅過程，其實很簡單：只是理解。

對於陌生事物的熟悉過程，就是解構恐懼的過程。如果對於與自己認知系統不一致的事物，對於自己反對或陌生的事物，以嘗試理解的方式處理，理解的過程，可以解消恐懼，不只是解消理解者的恐懼，也可以防免被理解者的恐懼，尤其當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具有強弱關係時，更需要藉由理解解消恐懼。

理解的準備與實踐，來自於尊重。如果不能尊重，不可能有理解的興趣，更不能察覺理解的必要。而尊重的前提，是不否定，不否定另一個價值認知系統的存在價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價值認知系統，不會否定其他價值認知系統的存在價值，就不會否定其他人的存在價值。而尊重其他人和自己有相同的存在價值，正是人權的真諦、是憲法上自主原則和平等原則的建構基礎。

因此尊重差異，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最基本的人權態度。這個人權態度正好也是憲法寬容原則的實踐。

伍、台灣社會的認同爭執與解決之道

既然差異與認同被恐懼包圍，理解某種差異與認同的癥結，應該可以有效解放恐懼。根據這個假設，開始思考台灣這個社會經常引起爭執的認同問題，究竟有什麼內涵。

一、逼迫認同引發衝突

台灣社會是一個移民社會，包括可能是最早來到的原住民，據考證與毛利人有相同的來源[9]。因為始終有來自中國大陸新舊移民的相互適應問題，台灣社會的新舊移民對中國大陸的認同程度不同，加上中國大陸始終以數典忘祖的教條作為理論基礎，甫以不放棄武力解決爭端的宣示，運用外交手腕在國際間盡其所能地孤立台灣，反對台灣人民自由選擇認同，國家認同始終是社會內部衝突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移民社會的兩種意識形態

遠離家鄉出外建立新生活基地的人，總有兩種對家鄉的情緒類型：一種是忘掉過去，絕不眷戀，重新來過；一種是諄諄告誡自己和下一代，絕不可忘記自己之所來。這兩種情緒都有他們的故事基礎，如果沒有用來作為傷害別人的工具，為什麼各自的故事基礎，不應該獲得尊重？

當然，如果要在新的地方存活，不認真面對現狀，是不可能的。如果「現在」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不可能建立新的生活基地。因此鞏固新的生活基地，會成為這兩種生活意識形態的外部界限。這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共生邏輯，其實和一個多元價值社會的共生邏輯是一樣的。

三、尊重差異才能開啟理性對話

如果基本的人權價值，就是相互的存在都是有價值的，那麼要求認同而造成區隔、排擠、歧視、衝突，完全不符合人權價值。每一個國家，多多少少是移民社會，成為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典型，也不是台灣特有的經驗，更不應該特別在台灣社會，運作成互相否定、互相毀滅。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尊重彼此的差異、肯定彼此的不同，是讓社會能有效運作，所必須遵循的正當生活程序。能尊重差異，才可能開啟理性對話，也才有凝聚力量的機會。

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之下，多語文政策、客家政策、原住民政策入憲，不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陸、最基本的程序人權：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一路寫來，都在談恐懼的形成與解消，但為什麼要處理恐懼？消滅恐懼有什麼重要？

不知道可不可以說話的感覺是什麼？是害怕；不知道出門有沒有人跟蹤的感覺是什麼？是害怕；不知道去公園散步會不會被抓走的感覺是什麼？也是害怕；不知道去聽個演講會不會丟工作的感覺是什麼？還是害怕。沒有自由的感覺是什麼？害怕；剝奪自由權的目的是什麼？讓人害怕。害怕的後果是什麼？不要出門、不要散步、不要講話。

因為害怕小偷，用鐵窗把自己關起來；因為害怕性騷擾，用長裙、長袖、高領、寬袍把自己包起來；因為害怕黑夜不好管理，晚上九點開始宵禁；因為害怕敵軍入侵，海邊封鎖。因為害怕任何可能的不幸遭遇，所以危言危行、所以限制自己的自由。從西瓜皮的髮型、閱聽的限制、集會結社的限制、出國觀光的限制，到言論內容的限制等等，台灣人民經歷許多用粗糙的手段處理恐懼的經驗。

恐懼使心靈不自由，心靈的不自由，影響行動自由，進而阻絕開拓視野的需求與勇氣，人民的視野一旦受到侷限，社會創造力自然受到壓縮。老是穿膝下兩公分裙子的人，要設計出漂亮的迷你裙，相對困難。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很難有創意。恐懼的情緒，是一種毀滅性的情緒，毀滅創造力、毀滅生命力。

犯罪、恐怖主義、戰爭行為，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在於對人們給予心理的壓制，也就是製造恐慌。藉由散布恐懼，加深並擴散對生命、自由、財產的損害。生命的絕對價值，是不能辯論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讓生命實質存在的基礎，不是行動自由、財產權、言論自由等等，而是沒有恐懼。行動自由、財產權、言論自由等等各種自由權利，是生命存在的效果，這些效果要靠沒有恐懼的生命去創造出來，沒有恐懼，生命就能自主，也才會有無窮盡的創造力。免於恐懼的自由，因此是實現生命價值最重要的程序基本權。

柒、結　語

從在伊斯坦堡發表論文開始，在接著的國際人權考察之旅　中[10]，益發覺得台灣社會需要尊重差異這個價值認知。除了私底下有機會就談之外，釋字第631號解釋作成之後，2007年10月1日，在司法院一場法官內部關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演講，談「變動的人權標準？」時，第一次在國內公開提出尊重差異的人權觀點。2009年12月間，接獲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演講邀約之後，看到中央社一篇關於「國人國族認同趨勢分析」一文的報導[11]，於是將2010年6月24日的演講題目訂為「差異與認同──一個人權觀點的思考」，接續宣傳尊重差異、不強迫認同這個基本觀點。

黃越欽老師在2009年1月22日凌晨辭世，對我和許多同學來說，完全不能預料。作為一個曾經積極投入台灣民主化運動的知識份子，黃老師對於如何讓台灣社會更和諧、如何開發台灣社會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想必至死懸念。如果欠缺能凝聚力量的價值認知，一個社會不可能飛躍前進，在一個承認多元價值的社會，尊重差異應該是必要的正當程序。訴求尊重差異這個人權思考，似乎遠遠溯及於黃老師二十七年前的啟發，而在大法官任內成形。嘗試將思考過程摘錄下來，略表對黃老師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