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父遭刺死 陳為廷感激母親沒把恨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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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讀到解青雲妻子的報導，心頭震顫：

「昨天陳女士依舊紅腫著雙眼，不斷拭淚，想必淚水從未間斷，但她展露出母親無比的勇氣說，未來她會堅強起來，以單親媽媽的角色撫養2個小孩，她並不會責怪鄭捷的父母，而是希望每個家庭都能多關心子女和周遭的人，將來，她會告訴小孩，爸爸的遭遇，是正面的影響了整個社會。

同時，陳女士也希望這次事件不要再引起更多負面的事情，畢竟這種事情，一次就已足夠，她丈夫的犧牲才值得。」

想起許多事情。

其實，關於殺人案，我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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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的民主社會，應容納多元的聲音並調和彼此對立的意見。綜觀今日的台灣，各種社會議題紛至沓來，走上街頭倡議者有之，在立法院爭執者有之，但往往流於尖銳對立，而缺少對話的空間。然而，一個尖銳對立無妥協空間之社會，並非全民之福，尤其當許多社會議題的核心其實是憲法價值之取捨時，吾人更應坐下審慎思考、辯論，釐清在我國之憲政架構底下，究竟應如何調和多元意見，以保障民眾權益。

為提供憲法層次尖銳對立的見解一個一個憲法層次的理性論辯平台，以消彌爭議、破除歧見，找到滿足各種需求的解決方案。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模擬憲法法庭」課程，擬以課程為平台，針對特定社會議題，廣邀各方專家與社會團體籌組民間版憲法法庭，以憲法法庭之言詞辯論程序，謀求各該議題在憲法層次的解決之道。

集遊是權利不是恩惠／林鈺雄

誰是411驅離的下令者？隨著輿論從同情到撻伐的轉向，神隱5天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黃昇勇終於出面承認。這個「就算違憲也要驅離」的決定層級，如同外界的臆測，不是小小的方分局長。姑且不論有無更高層的影武者，事件真正的焦點是：立院外集會哪裡違法？警方憑什麼驅離？又憑什麼永久取消任何人的集遊權？

簡言之，即便從法界最保守的見解出發，411驅離也違法、違憲。大法官在318佔領立院後三天出爐的釋字第718號解釋，已經宣告緊急性、偶發性集會事先許可制違憲。雖然是定期失效，但立院和北市警方隨即以一連串明示和默示的事實及法律行為，來追認立院「外」集會的合法性；此外，極端保守的《集遊法》，現行第6條雖有不合理的禁制區規定，但立院及警局不在禁制範圍，仍得合法集會。換言之，立院外和平集會本來就是《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而非警察施予的「恩惠」。莫非黃警官比大法官還大？

其次，和平集會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21條明文保障的權利，依照《兩公約施行法》第2、3、4條具我國內國法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公約規定，且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HRC）之解釋。根據ICCPR的立法史文件，第21條起草時共產國家本擬使用限制集會自由的曖昧用語，但HRC定版的條文，明白拒卻這種執政高權「居高臨下的恩惠取向」（patronizing tendencies），因為世界各地的歷史經驗顯示，如果高權自己說了算數，當權者只會容許維護自己利益和政策的集會（例如反反服貿）。公約明指集會自由是人民的權利，不是國家的恩惠。難道黃警官的命令也比兩公約還大嗎？

證諸幾十年來HRC的案例法和聯合國文件解釋，高權不但沒有自居施恩的資格，反而負有一系列的「積極義務」（positive obligations）去保障人民集會權並維護其和平性。事實上，各國際人權機構最常宣告締約國違反公約的理由，便是國家違反了積極義務。這些義務的內容：例如，空間實現權，亦即國家負有促成集會者取得、使用室內、外公共空間（例如立院外）的義務，包含安排交通配合措施（戶外集會難免影響交通）。再如，警方自身應極力避免任何「激化」示威者的言行舉止（如宣告永久取消路權、棍打和平靜坐者）。

更重要的是，警方必須透過空間區隔及交通管制的積極措施，預防集會者被「反示威者」騷擾或挑釁；必要時還應禁止反示威來阻止衝突，諸如反示威者對集會者揮刀恐嚇或公然穢言侮辱的離譜挑釁。關此，我國現行法也有處罰妨害他人集會的明文規定，只是檢警視而不見而已。如《刑法》第152條規定以強暴、脅迫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集遊法》第5條和第31條也規定，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合法集會、遊行者，最高亦處二年徒刑。此外，反示威者若對集會者開罵公然侮辱，還會觸犯《集遊法》第30條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