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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朝貢體系是中國夢的一部分

二零一三年,剛剛執政幾個月的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企圖透過資金、技術和生產力,將亞非歐大陸、太平洋、印度洋與中國連接起來。習近平野心勃勃地透過西向與南向政策,發展中國的新外交策略,提升中國在亞洲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戰略地位。「一帶一路」計畫一旦完成,將涵蓋全球六十五個國家、四十四億人口,以及百分之四十的經濟產值。

亞洲問題專家、資深分析師與記者唐米樂(Tom Miller)在此後四年間集中研究「一帶一路」計畫,不僅透視中國控制亞洲的慾望,更致力於了解亞洲各國對一帶一路的真實看法;他不僅讀萬卷書,而且行萬里路——足跡遍佈湄公河河谷和中亞草原,採訪各國領袖、智庫、NGO活動人士、商人、農民和工人,全面呈現不同人群對中國及「一帶一路」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唐米樂寫成《中國的亞洲夢:一帶一路全面解讀》一書,勾勒出習近平「中國夢」的本質:「中國夢」首先是一個亞洲帝國的大夢。民族復興之夢要求中國恢復近代以來所失去的東西,也就是恢復身為亞洲主宰大國的歷史地位。中國通過新道路、新鐵路、新水壩、新電網吸引亞洲鄰國,其經濟外交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現代朝貢制度,條條道路都通往北京。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具有地緣政治和經濟雙重意義,而且地緣政治意義高於經濟意義。總而言之,「中國的長期目標是把鄰國的繁榮和本國的進展綁在一起,構成所謂的命運共同體」。而中國的野蠻崛起必將使諸多鄰國變成其附屬國。

正如路透社對該書的評價「習近平一面施予經濟甜頭,一面秀出軍事肌肉,本書告訴你中國在打什麼算盤」,唐米樂發現,解放軍退役軍官劉明福的《中國夢》一書,啟發了習近平「中國夢」的狂想——「夢」成為中國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恐怕讓解夢大師弗洛伊德亦自歎不如。劉明福在書中以充滿民族主義的激情描述了傳統的朝貢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在東亞朝貢體系裡,中國高高在上,許多鄰國是藩屬國家,維持朝貢和領賞的關係。這是一種特殊的區域關係,以此保持友好關係、互相協助。古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優勢,饒富吸引力和影響力,周圍小國自然投入中國四周的軌道。」相信習近平讀到這樣的段落時必定熱血沸騰、浮想聯翩,此後才會在公開場合慷慨激昂地宣稱:「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必須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協助制定國際規則。」

然而,亞洲的鄰居們并不願意再度成為中國的藩屬國,並不輕信中國的口蜜腹劍。唐米樂指出:「中國的雙贏的外交概念經常被譏為只讓中國雙贏的代稱。沒有人認真相信中國的動機是把發展推及到國門之外,特別是中資企業根本沒有這方面的開明記錄。」他沿著中國的西進和南下之路行走,一路上發現中國企業、中國工人和中國商人無孔不入。中國西進的目標為中亞國家,南下則包括東南亞諸國、印度及南海——書中忽略了朝鮮半島、日本、台灣、東南亞其他島國,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又可寫成另一本書了。

中國通過新道路、新鐵路、新水壩、新電網吸引亞洲鄰國,其經濟外交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現代朝貢制度,條條道路都通往北京。(湯森路透)

僅以南海而論,與中國在領海爭端上最劇烈的國家是越南。越南持強硬反中立場的官方智庫負責人祥來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憤怒:「中國想把越南變成藩屬,南海是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大戰略之焦點。」而北京斷然拒絕國際海事法庭對南海爭端的裁決,輕蔑地稱之為一張「無效」的「廢紙」,根本不考慮自己身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署國依法必須受裁定的約束。這是對戰後國際秩序公然的挑戰和顛覆——即便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代,蘇聯也不曾這樣任性。這表明中國的朝貢體系與現代國際秩序水火不容,也表明習近平擼起袖子蠻幹的本性。

 

中亞的「黑絲路」可以暢通無阻嗎?

 

英國作家詹姆斯·馬里奧特(JamesMarriott)和米卡·米尼奧-帕魯埃洛(Mika Minio-Paluello)寫過一本名為《黑絲路:從里海到倫敦的石油溯源之旅》的揭秘之書。所謂「黑絲路」指的是「石油管路」,因為石油的本色是黑色的,說它是絲路,因為這條管線在西方人眼裡是一條黑色的「絲綢之路」。這兩位紀錄者從亞塞拜然出發,行經喬治亞、土耳其、義大利、奧地利與德國,一路訪問了若干石油公司高管、替石油公司塗脂粉末的非政府組織、駐守在管線旁的國安人員、深受管道工程影響的村民,追蹤橫跨歐亞大陸的經濟大動脈,揭露政府與石油企業之間不為人知的秘密。

而唐米樂所寫的「黑絲路」則是一條與之逆向而行且距離更遠、規模更大的石油輸出路線。兩千年前,中國以駱駝經由絲綢之路運送貨物到歐洲;今日,北京要用現代運輸工具,賦予這條古老道路新生命。其中,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將中亞各國和俄羅斯的石油通過陸上管道運到中國,這樣就可避免一旦有事,從中東到中國的海上能源運輸線被美國切斷——中國海軍要建成足以與美國海軍抗衡、掌控從中東到中國的海上命脈的戰力尙遙遙無期,所以這條陸上的「黑絲路」乃是中國的能源生命線。

西方石油公司的管道建設會遭遇到像馬立奧特、帕魯埃洛這樣的環保和人權活動人士的批評和反對,他們的言論會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但中國建設類似的管道不必擔心本國的批評意見——國內早已萬馬齊喑,沒有人敢對國家政策說三道四。而對外方面,中國只需要搞定沿途中亞各國的獨裁者就萬事大吉。這些國家的能源出口並不能惠及普羅大眾,只是讓獨裁者和既得利益集團富可敵國。中國主導的這一骯髒買賣,是這些作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中亞國家獨裁體制得以維持、民主轉型無法啟動的關鍵因素。

在中亞這片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內,中國開始與俄羅斯展開激烈爭奪——中亞各國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在軍事上依賴俄羅斯,似乎兩個主人都不得罪。經濟不振的俄羅斯無法阻止中國在中亞的經濟滲透,再加上俄國對烏克蘭和喬治亞動武使得中亞諸國更傾向於與中國交往。這一對峙是中俄兩國建立戰略聯盟關係過程中難以克服的分歧。這對美國決策者制定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國際戰略,是一個極佳的著力點。川普政府正是看到這一點,努力分化中俄聯盟——可惜,很多美國左派政治人物和學者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冷戰時代,沒有看到中國早已超越俄羅斯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仍以俄羅斯為敵。他們無法理解川普政府的這一戰略調整,反倒用「通俄門」來作為國內政治鬥爭的觸發點,真是愚不可及。

中國在中亞的擴張,還有另一個政治訴求,即維持對新疆的鐵桶統治、斷絕維吾爾人的外援。若干中亞國家與維吾爾人同屬突厥民族,對維吾爾人受到的歧視和迫害必然感同身受。而中國用經濟合作來降服這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之後,當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展開殘酷的種族清洗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就不會公開抗議中國的做法、也不會對受迫害的兄弟施以援手。果然,這些國家高度配合中國的要求,在國際上幫中國說話,甚至對居住在本國的維吾爾族僑民施以鐵腕打壓,使得泛突厥民族運動難以成形。這是中國成功實施的「國際維穩」政策。

 

湄公河是中國的內河嗎?

 

唐米樂南下湄公河流域最窮的國家寮國時,搭上一輛屬於雲南水力發電公司的順風車,這家公司在寮國北部經營一座水壩——這個細節極富象徵意味,它表明中國勢力在湄公河流域諸國無所不在,如果說中國在中亞各國主要是為了搶奪石油,那麼中國在湄公河流域各國主要就是為了搶奪水資源。

著名國際水源監測機構「地球之眼」在一份最新報告中指出,發源於中國青藏高原的湄公河是地球上最豐饒的河流之一,養育了數千萬人。中國卻將湄公河當做其內河,在上游流域設置十一座大壩用作水力發電,發電量超出區內所需。由於上游河水流量被中國控制,導致位於下游的泰國、寮國等多國水位創新低,漁民捕魚量急劇下降,持續乾旱和突如其來的洪水又令農民遭受打擊。中國罔顧下游民眾生計,又基於政治理由常常突然洩洪,威脅下游各國民眾的生命安全。誰做中國的鄰居,誰就只能自認倒霉。中國對其自私自利的行徑毫無反省、毫不節制,反倒將自己視為湄公河的守護者,還拍攝電影自我歌功頌德,要求下游國家感恩,否則便停止經濟合作,其戰狼精神暴露無遺。

昔日中國的「河殤」是黃河之殤,今日東南亞國家的「河殤」則是湄公河之殤。中國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已經讓本國的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如今中國更成為整個湄公河流域的公害。北京對湄公河上游的控制已激起眾怒,若干原本對中國福俯首帖耳的下游國家忍無可忍地發出「不願做奴隸的吼聲」。

《湄公河最後的日子》一書作者艾勒斯(Brian Eyler)說,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權貴把湄公河河水當作他們的私人用品,而非共享的商品。泰國湄公河專家猜那龍(Chainarong Setthachua)形容,依賴湄公河維生和賺取收入的人,被自動排除在中國商業發展之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謊稱中國也遭遇湄公河乾旱的問題。「地球之眼」報告的共同作者巴西斯特(Alan Basist)駁斥說:「衞星數據不會說謊,即使柬埔寨和泰國等國家正面臨極端的威脅,但西藏高原水量充足。」

中國的「劣質殖民主義」不僅破壞湄公河流域國家的自然環境,更敗壞其政治生態、拖累其政治改革。在寮國這個世界上最窮困的共產黨國家,中國所到之處暢通無阻,靠的不是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而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經濟力量。中國所有的採礦公司都在寮國設立分部,中國也在這個幾乎沒有基礎建設的國家修建鐵路和公路,就如同清末西方列強在中國所做的那樣。但是,當年西方列強畢竟為清帝國帶來了教會、學校和醫院,中國卻無意幫助寮國窮人改善赤貧的生活狀態。

中國的「劣質殖民主義」不僅破壞湄公河流域國家的自然環境,更敗壞其政治生態、拖累其政治改革。(湯森路透)

在柬埔寨,中國同樣是掌控一切的恩主:當年因為中國支持紅色高棉而痛斥中國是「萬惡之源」的總理和獨裁者韓森,現在卻說中國是「我們最值得信賴的友人」。唐米樂指出,中國和柬埔寨的共生關係在相互政治奧援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北京支持韓森拒絕讓聯合國的紅色高棉法庭繼續追究下去,很多對紅色高棉屠夫的審判都中止了。中國過去力挺紅色高棉的大屠殺,波布的官兵和政工人員很多都是中國訓練出來的,它害怕審判會暴露它與紅色高棉之間曾經有過的主僕關係。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柬埔寨當局開放了當年紅色高棉的集中營和萬人坑,宛如德國和波蘭開放的、用以對公眾進行歷史教育的納粹集中營一樣,但參觀者中極少柬埔寨本國人,除了少數西方人之外,更多是揮金如土的中國遊客——這些中國遊客興致勃勃地參加這一「暗黑觀光」項目,絲毫不覺得眼前的罪惡跟中國什麼關係,更不會期望北京有一天能建立一個與之相似的天安門屠殺紀念館。

 

中國之於亞洲,宛如德意志帝國之於歐洲

 

一八九零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外交事務上發起窮兵黷武的「新方向」,終於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慘劇。現代評論界流行把中國的崛起和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做比較。唐米樂卻認為:「這些比較並不公允。」他的論據是:「中國的軍國主義也不過在南海蓋一、兩個基地而已。」

雖然唐米樂在一路上看到中國對亞洲鄰國的種種惡行,最終他卻以一種季辛吉式的現實主義論調評論中國的亞洲夢——因為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太過強大,中國的憂慮和反擊似乎是有道理的:「北京不願意在自己的後院屈居老二的地位,若是要想圍堵它,可謂愚蠢之舉。」他在本書的結論部分故作客觀公正地指出:「我當然沒有能耐給美、中如何避免一戰開藥方。然而,我認為美國及其區域盟國必須接受中國在亞洲畫出勢力範圍的決心。而接受中國崛起的無可避免的現實,最安全的一條路是接納中國進入修正過的區域安全結構。」這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習以為常的綏靖主義思維方式: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如今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所以西方必須默認中國是區域強權的事實,如此才能避免與中國一戰。但是,這種綏靖政策真的有效嗎?

二零一七年,唐米樂出版本書時得出了以上結論。又過了三年之後,他會承認這是一個莫大的錯誤嗎?當年,他作為《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他可能不會想到這家香港具有最悠久歷史和最卓越聲譽的英文報紙,會被中國的超級富豪馬雲買下,成為中國政府的大外宣計畫的一部分。而且,不僅《南華早報》,即便《紐約時報》、《金融時報》、BBC、美國之音、德國之聲等西方媒體都被中國不同程度地染指。而現任香港《中國經濟季刊》執行編輯的唐米樂,大概更不會想到二零一八年以來香港的局勢會惡化到警察當街殺人、殺人後棄屍大海的地步,英國治下的東方之珠二十三年後成了敘利亞那樣的戰區。

唐米樂也不會想到「黑絲路」的起點新疆會成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數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納粹集中營升級版的「再教育營」,而世界並未制止此一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幾年之前,唐米樂的中亞行程的翻譯是一位名叫努碧雅的年輕的維吾爾族生意人,她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吉爾吉斯話,她唸中文學校,剛剛結束在比什凱克由中國政府開辦的孔子學院教課的工作回到新疆——那麼,唐米樂有沒有追蹤她在新疆前所未有的高壓政策下的命運如何呢?她還能自由地出國到吉爾吉斯嗎?她還能擔任孔子學院的教師嗎?而在廣東援助新疆喀什的建設項目、鮮亮的「八國購物中心」,唐米樂遇到了一位名叫納迪洛娃的烏茲別克商人,她的繁複的族裔身份讓人為劃分的國界成為笑話,讓蘇聯當年「以夷制夷」而強行劃分的種族成為笑話,也進而活生生地凸顯出中國和俄羅斯長久以來對中亞民族的宰制:她是出身在吉爾吉斯的烏茲別克人,嫁給吉爾吉斯的維吾爾人,女兒在新疆唸中文及維吾爾文雙語學校。她希望能在這一輪經貿熱中發大財。但是,現在她還能順利地獲得中國的簽證嗎?她的有維吾爾族血統的孩子還能不受歧視地在新疆讀中文和維語的雙語學校嗎?那種雙語學校是否還存在都是一個問題。

中國的迅速變化證明,唐米樂的綏靖政策不會有效。中國若順利成為亞洲霸主,必然要向世界霸主的位置發起新一輪挑戰。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立場的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近日聲稱,中國需要在短期內將核子彈頭數量擴大到千枚,包括至少要有一百枚東風洲際戰略核子彈道導彈,以「抑制美國的戰略野心和對華衝動」。胡錫進透露,他的倡議在幾個小時內就獲得超過六萬名中國網友按贊。中國目前核彈數量估計約有兩百九十枚,排名世界第四,僅僅做亞洲霸主,已經足夠了。而千枚核彈是成為世界霸主的門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將這一危險的戰爭叫囂形容為「中國是有言論自由的」——當然,在中國,只有胡錫進有言論自由,李文亮不會有言論自由。

所以,我的看法與唐米樂截然相反,將中國與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相比,不是誇大了中國的危害,而是縮小了中國的邪惡。有史以來唯一能與今天正在實現「中國夢」的中國相比的,唯有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唐米樂忘記了中共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中國不是日本、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日本、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地緣政治野心對本國國民和周邊鄰國基本無害,中國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的亞洲夢必然成為亞洲各國揮之不去的噩夢。當年,那些死於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那些被納粹鐵蹄踐踏的歐洲國家的人民,都會設想,假如歐洲沒有德國,歐洲將是何其寧靜和祥和的世界,那是作家斯·茨威格為之魂牽夢繞的美好的「舊世界」;同樣,今天,那些被共產黨中國戕害的少數族裔、宗教信徒、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以及被中國陰影籠罩的亞洲小國的國民,也都會設想,假如沒有中國,亞洲將是何其美好和幸福的世界。

毫無疑問,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必須結束。西方國家不僅要集中所有資源,致力於結束中國共產黨的暴政,擊碎中國的霸權夢,更要讓中國走向解體,讓中國成為對亞洲和世界無害的、人人享有人權和自由的聯邦或邦聯——這是中國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案。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原文出處:
上報|評論 司法人權|,2020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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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ytonn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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