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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4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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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父遭刺死 陳為廷感激母親沒把恨傳下來

原文網址點此

昨天讀到解青雲妻子的報導,心頭震顫:

「昨天陳女士依舊紅腫著雙眼,不斷拭淚,想必淚水從未間斷,但她展露出母親無比的勇氣說,未來她會堅強起來,以單親媽媽的角色撫養2個小孩,她並不會責怪鄭捷的父母,而是希望每個家庭都能多關心子女和周遭的人,將來,她會告訴小孩,爸爸的遭遇,是正面的影響了整個社會。

同時,陳女士也希望這次事件不要再引起更多負面的事情,畢竟這種事情,一次就已足夠,她丈夫的犧牲才值得。」

想起許多事情。

其實,關於殺人案,我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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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字號C-131/12
判決日期:2014年5月13日

摘要

西班牙一位男子在15年前曾經因為欠債,被法院拍賣財產,此事件並被當地媒體刊在網路新聞上。15年後,該男子在 Google 輸入自己姓名時,仍會出現這篇報導。他認為這侵犯了個人隱私,首先告了該媒體,要求刪除15年前的文章,但敗訴。於是他改告 Google ,要求在搜尋結果中不要出現這則報導。這次歐盟法院判決:人民(原則上)有在網路上被遺忘的權利。

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歐盟的最高法院)做了一個關於基本原則的判決:原則上,當搜尋引擎呈現出的搜尋結果有損當事人隱私時,搜尋引擎在某些情況下有義務刪除此搜尋結果,就算該文章於其他網站仍存在。

這是一個可在內國法院訴訟的權利,若當事人向搜尋引擎業者提出刪除的要求,而業者不接受,當事人可向內國法院起訴。內國法院必須權衡個案中的個人隱私與其他使用者取得資訊之利益,判決業者在個案中有無刪除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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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憲法法庭首頁連結請點此

 

在多元的民主社會,應容納多元的聲音並調和彼此對立的意見。綜觀今日的台灣,各種社會議題紛至沓來,走上街頭倡議者有之,在立法院爭執者有之,但往往流於尖銳對立,而缺少對話的空間。然而,一個尖銳對立無妥協空間之社會,並非全民之福,尤其當許多社會議題的核心其實是憲法價值之取捨時,吾人更應坐下審慎思考、辯論,釐清在我國之憲政架構底下,究竟應如何調和多元意見,以保障民眾權益。

 

為提供憲法層次尖銳對立的見解一個一個憲法層次的理性論辯平台,以消彌爭議、破除歧見,找到滿足各種需求的解決方案。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模擬憲法法庭」課程,擬以課程為平台,針對特定社會議題,廣邀各方專家與社會團體籌組民間版憲法法庭,以憲法法庭之言詞辯論程序,謀求各該議題在憲法層次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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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出處:http://www.sueddeutsche.de/wirtschaft/freihandelsabkommen-ttip-mit-arroganz-gegen-die-angst-1.1951279
原文標題:Freihandelsabkommen TTIP - Mit Arroganz gegen die Angst
媒  體:南德日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報導日期:2014年5月5日

摘 要

歐盟-美國的FTA,正式名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歐盟官方介紹美國官方介紹),將帶來數以貨輪計的貿易,但也在雙方民間起跟貨輪容量一樣大的恐懼。歐盟民間,光是德國一國的公民組織 "Compact" 就已收集到超過47萬份反TTIP的連署書。

TTIP還在談判中,但對許多人而言,它已成為「為了經濟而濫用國家權力」的代名詞。在德國國會,主要是綠黨 (Grüne) 和左黨 (Die Linke) 反對TTIP。反對者的擔心主要是關於:歐盟在農業、醫療體系、化學工業方面的高規格安檢標準、環境標準、社福標準,是否會因此被拉低TTIP被譴責是「黑箱條約」(Geheimabkommen),甚至連歐盟會員國的政府官員都看不到完整的談判文件,這讓不信任更加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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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昨法務部長簽署死刑命令,槍決杜明雄,杜明郎兄弟等人。時至今日,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仍存高度爭議。惟提升刑事司法品質,避免冤案,實乃社會共識。刑事案件必須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門檻,始能定罪。然與2002年簽訂之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台美協定)相較,杜氏兄弟一案恰凸顯海基會於2009年所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岸協議)之兩大缺陷。

  其一,調查取證程序不備:依台美協定第九點,必要時得要求他方交付證物,並使在對方領土內之證人強制出庭宣誓作證,並派員記錄,詢問。倘證人證述不實,將以偽證罪相繩,以為真實性之確保。然兩岸協議第八點,僅有「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依此,任何證人在公安局的證述,不但毋庸宣誓,日後更無出庭作證的可能,此已與大法官釋字582號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之精神相違。本案最高法院不謀補救,更以傳聞例外,將公安局所製作之筆錄類推適用於台灣警方之公文書,而予以採信。

  其二,合作範圍不明:台美協定僅涉調查證據,與引渡無關。且依台美協定第四條,於執行協助調查,若將使協助方之領土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重要利益有害,或在協助方不構成犯罪時,得拒絕協助或附加必要條件。相較之下,兩岸協議第四,五及十五點,對於合作範圍及遣返之審查,僅有「得經雙方同意個案協助」「是否損害己方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數語。倘日後大陸提出請求遣返政治犯,我方是否同意,將完全取決於法務部的行政裁量,司法機關毫無置喙餘地,此點亦與我國引渡法第17條以下之精神不符。

  隨兩岸民間往來日漸密切,兩岸司法互助實乃必要。但與台美協定相較,行政機關於兩岸協議之簽訂,對人權保障的漠視及便宜行事的心態昭然若揭。立法院審議時將兩岸協議視為行政命令所造成的國會監督空洞化,及最高法院於個案適用時之自我設限,均使台灣數十年來的司法改革有前功盡棄之虞。希冀本案血的教訓,能喚醒國人思考兩岸司法協議具體內容的利弊,並重新檢視國會的審查流程。

 

作者為執業律師,現為華盛頓大學法學院PHD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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